宗教改革與職業改革

羅永光
信義宗神學院

宗教改革對於21世紀的香港人來說,是陌生的。若非因今年2017年,正好是宗教改革的500週年,相信香港基督教界也不會那麼關注500年前在德國的一次改革運動,更不會舉辦那麼多相關的活動。但是,香港是一個講潮流的社會,恐怕2017年過後,我們很快就淡忘宗教改革及其對後世的影響,更不再談論宗教改革對我們的意義。年前應HKPES的邀請,帶領一班弟兄姊妹到德國作宗教改革史地考察,反思信仰和職場神學。在2017年快要結束的當下,想同大家思考一下,宗教改革與職業改革。

說到「職業」我們會有不同範疇的解說。它包括一般的工作,更具體的可以是一種專責,甚至是有專長的工作,通常與某生的報酬掛鈎,甚至與名譽地位有關。然而,這並非德國16世紀的概念。不單是在德國,甚至是在整個歐洲的中世紀,基本上只有兩個概念──「工作」和「天職」;拉丁文是labor和vocatio;而德文是arbeit和beruf。「工作」是為了日常生活所需而作的必要勞動;「天職」是一個套用在神職人員和修士身上的宗教用語,指從上帝領受的一種與世俗不同的專責或任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卻對此提出了一個改革性的主張。

路德認為不單是神父和修士,而是所有人都有天職。就是上帝賦予了每一個人一定的專責和任務,只要他們都按上帝的心意行,不論是在哪一個崗位上工作,他都在履行和實現天職。他在1521年的《論修道的誓願》中反對修道在聖召中有特別的地位,提出不應把聖召視作蒙召從世界中走出來,攀上更高的地位。他認為聖召是接受上帝的召命,到上帝所安排的崗位從事自己的工作。他這一主張在信念上突破了中世紀聖俗二分的教義;在生活上提升了一般信徒的社會地位。在路德的「天職觀」的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神學概念:「聖召」。意思是,「天職」必須以「聖召」為先決條件。那麼,有神父和修士的身份也不一定有相應的天職。因為,假如在這些崗位上的人沒有意識到自己蒙上帝呼召去承擔這崗位的責任,或沒有在這崗位實現上帝給他的聖召,那就完全談不上甚麼天職了。

說到這裏,我們注意到有另一個概念:「崗位」。「崗位」對於我們討論職業改革有重大意義。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普遍接受工作或職業是一種宿命,正如一個人出生於農民家庭,他的工作就是作農耕,他的身份就是農民,而崗位就是持守農民身份,履行農民的工作。這宿命信念甚至發展成一種社會制度,那麼就構成了「轉行」的困難。路德的爸爸是一個例外。他雖出身於農民家庭,卻轉行當了礦工,後來更成為了礦主和鑄造廠的東主。可能因為有這樣的家庭背景,路德沒有把這種制度理解為上帝所定的每一個人的命運。即崗位可因應聖召而轉變。縱使如此,他相信崗位不是我們可以隨意決定的。他引用林前七20:「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指出,創造主出於自己的心意把我們放在特定的崗位,要我們履行特定的聖召,就是以執行屬世的職務榮耀上帝和服事他人。因此之故,崗位是沒有尊卑或等級之分的。

任何重要的歷史事件都不可能是一個人的功勞,宗教改革也不例外。1868年在德國的沃木斯(Worms)豎立了全球最大的宗教改革紀念像群。藝術家里敕爾(Ernst Rietschel, 1804-1861)的構思正要表達,宗教改革之成功是透過上帝所召喚的僕人,為聖道,為褔音堅守崗位,使教會重回正軌。他雖然把路德的雕像放置中心,卻在路德之下放置四個改革的先驅,包括法國的瓦勒度(Pierre Valdo, 1140?-1217?),英國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20?-1384),捷克的胡斯(John Hus, 1369-1415)和義大利的薩佛納羅拉(Hieronymus Savonarola, 1452-1498)。他們都為歐洲的宗教改革建立了基礎。

在路德的改革同工中,里敕爾選擇了在政治和經濟上全力支持路德的選侯智者腓德力(Elector Friedrich der Weise, 1463-1525)和勇者腓力(Philipp der Großmütige, 1504-1567),並擺放在前排;而後排的是德國人文主義哲學家羅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和路德的親密戰友墨蘭頓(Philipp Melanchthon, 1497-1560),以表達改革的主要助力之來源。當然,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改革者,他們忠於聖召,在不同的崗位上對抗違背褔音的宗教和政治力量,如音樂家華爾特(Johann Walter, 1496-1570),他透過聖詩的創作,詩集的出版和詩班訓練傳播福音信仰;畫家克拉納(Lucas Cranach, 1472-1553)則以畫筆和活版印刷推動改革。沒有這些堅守崗位的改革者如此全面的配合和努力,恐怕宗教改革難以成功。

宗教改革成功的一個必要關鍵是一個新的「天職觀」。改革者所從事的不是一般的工作,所委身的更不是為謀生,而是在自己的崗位上實踐聖召。路德雖然曾經拒絕他的修會牧長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 1465-1524)的推薦攻讀神學博士,然而,他沒有違背領受博士學位時的誓言:「竭盡所能維護福音真理」。作為牧者和聖經神學教授,他就是要忠於聖經和對基督的信仰,牧養信徒和教導學生,這都是他改革教會的起因。因此,路德在1519年7月的萊比錫辯論(The Leipzig Disputation)中,回答來自因哥爾斯塔特(Ingolstadt)的神學教授埃克(Johannes Eck, 1486-1543)時說:「我是一國基督徒神學家,我不單有義務要說明真理,我也要以血和生命維護真理」。

香港是一個非常商業化的社會,奉行的是極端的資本主義。不工作便不能活;不但錢不多的一般人感到有很大的工作壓力,就是富裕人,不曉得為甚麼也自覺承擔著很大的工作壓力。換言之,這已經成為香港的主流文化。要改革嗎?諷刺的回答是:better not,改革實在太難了。因為在商業社會改革就是企業重組,結果可能是減薪,調職,工作量加增,甚至失業。那麼還說甚麼天職?就是一般人所追求的所謂事業都可能只是夢想。然而作為基督徒,我們不甘心。

宗教改革所面對的困難和危險不比我們所面對的更大嗎?我們不甘心,因為我們沒有忘記「我們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話」。面對香港的民生和政治等問題,我們可以說let it be嗎?還是在自己的崗位上注入聖召元素,把職業改革為天職呢?假如路德沒有錯,不論我們曾否有聖召的特別經歷,上帝都已經把我們放在一特定的崗位上,所欠的只是要認識上帝要我如何在這崗位上踐行祂的旨意,達成相應的任務。那麼,當我們從宗教改革的神學和經驗探討職業改革的可能時,就要先把聖召與崗位和天職緊密連合,這樣,我們就會發現職業改革的普及性和獨特性兩個層面。普及性是,無論在什麼崗位,我們都忠於上帝的召命,行公義,好憐憫,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獨特性是在既定的崗位上發揮應有的功能,榮神益人。而獨特性的功能應以普及性的目標和原則為基礎。很多人對自己的工作不感興趣,沒有意義,得不到喜樂,無法定位和定向。然而,對基督徒來說,當工作的終極目的不是為謀生,而是聽從上帝的聖召實現上帝國時,工作便成為天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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