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職場

窮忙族的眼淚

汗流浹背,卻不足糊口…
窮忙族阿強的眼淚

這是五年前的一次相遇。

五年前,某一個中午午飯時間,我為了準時呈交董事會一份季度報告,便留在辦公室趕工。其間,我上洗手間的時候,突然嗅到很濃很刺鼻的氣味,原來是外判清潔商員工阿強正在偷偷在洗手間抽煙。性情暴躁的我當塲斥責他之不是,阿強道歉之餘,眼泛淚光、一臉無奈地哭訴他偷偷抽煙之由來。

原來阿強日間這份清潔工,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10小時,才僅得約4000元的月薪,實在不足養活一家四口。所以他另外兼做一份夜間5小時的清潔工,多賺2000元月薪,才勉強維持一家生計。加上他家住天水圍,上班下班差不多花近3 小時,每日外出工作就足足用上18小時,這令他身體、精神都疲憊不已,所以要偷偷抽煙提神、減壓。我聽罷,立時火氣全消,心裡更為剛才大發雷霆而感到歉意。

我又好奇問阿強,為何不領取綜援呢?因為像他一家四口應可領取每月近萬元的援助。他卻很自豪地反問:「有手有腳,為何要靠社會援助?」他更說,他做兩分工雖然辛苦,但卻可自食其力;雖然只勉強養活一家人,但卻感覺很有尊嚴。我內心對眼前這位一臉倦容、皮黃骨瘦之中年男士肅然起敬。自此,我對這群在香港稱為「在職貧窮」(working poor)、在日本稱為「窮忙族」的朋友多了注意。

之後,我特意帶同自己驕生慣養的兒子一同走訪了幾個與阿強類似背景,月入僅4000至6000元的家庭。他們有住在舊區的板間房,而有些住在偏遠的公屋;有些更因兩夫妻長時間外出工作,沒有時間照顧子女,時刻擔心子女獨留家中之安全或外出學壞;亦有些因年老被裁,卻又得不到應得的長期服務金或退休金。後來我發覺這現象並不是一小撮人的個別例子,而是一個不斷在惡化的社會經濟問題。

根據統計處2009年上半年的數字,月入少於3000元的人口約130,000(1998年為63,000人),少於4,000元的人口約400,000萬人(1998年為237,000人),少於5,000元的人口高達500,000萬人。若根據國際標準,收入少於家庭入息中位數便定界為窮忙族家庭(香港政府稱為低收入家庭),在2008年末卻高達265,500戶,佔全港住戶人數百份之十二強,連同近220,000綜援戶,貧窮戶接近500,000戶,佔22%多。

多了與這群窮忙族接觸,這些年間,我腦海中時常被以下幾個問題縈擾:

1. 經濟發展、經濟轉型究竟為了誰(economics for whom)?只是為了一少撮人(economics for a few),抑或是為了普羅大眾(economics for all)?
2. 像阿強般的窮忙族,他們寧願自力更生、汗流浹背,卻仍不足/僅夠糊口,但不願領取較高金額的綜援,以換取他們口中所謂之「尊嚴」(dignity);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府是否在「肯定」他們,抑或在「懲罰」他們呢?(按:筆者此文集中討論窮忙族的問題,並非對領取綜援人士有任何歧視,請讀者留意!)
3. 為了肯定自力更生之尊嚴,我們應否如已故教宗若望保祿在《工作通諭》中強調的「工人優先」原則,促請政府、僱主等盡力提供就業機會以及足夠基本生活的工資?這又如何於香港人所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實行呢?特別是,這些低學歷、低技術窮忙族在市場上並沒有議價能力,若不對最低工資立法,又如何可以落實呢?
4. 最低工資是否真的會,如一些學者所言,加劇失業問題?若為最低工資立法,應訂定在哪一個水平?對於那些佔全港絕大多數、艱苦經營的中小企,它們又如何承受呢?
5. 我過去10多年來所倡導「率性、盡力、侍人……」等職場神學觀念,與這群窮忙族有何意義?談這些價值,對這群「搵朝唔得晚」、「手停口停」人士,是否一種奢談、奢望?而這些觀念又是否僅限於如筆者般中產、專業背景人士之玩意兒而矣?
6. 經濟公義(economic justice)應否列入職場神學議題?當我們談論經濟公義時,又是否只限於交易公義(commutative justice)而已?又應如何處理,和有沒有能力處理?

我們香港教會素以中產人士居多,深受自由市場經濟觀念的薰陶,信仰亦多求一己安身立命,鮮對經濟議題作出批判;經濟公義、分配公義對我們實在非常陌生,更遑論如某牧師所言,教會應為社會財富再分配之其中一媒介;這是否真的遙不可及嗎?

五年過後,我宥於能力所限,對以上問題仍在尋索當中;但五年過後,阿強的眼淚,仍繼續在流……

林建國(資深企管人)